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爱心门诊被单独设置在最里面的一栋楼，最大限度地保护着患者的隐私。 在这里就诊的人，看起来都和普通人无异，只是神情更沉重，更容易在候诊区陷入沉思。

  就诊者大部分是各个年龄段的男性，大爷和年轻学生共存。有时可见年轻女孩、抱着小孩的妈妈......

  雯珊每次去，都可以感觉到性别带给她的羞耻，“爱心门诊里的女病人远远少于男病人，我是寥寥无几的几位女病人之一，很显眼，巴不得挖个洞把自己藏起来。”

  无论是私生活不检点的人，还是因被对象或配偶隐瞒而感染的无辜受害者，往往都会无差别地被纳入“得了艾滋就是乱搞”的刻板印象里。

  前段时间，她发现男朋友身上有大面积皮疹，以为他过敏了，让他去看医生。但他支支吾吾地推脱：没事，很快就会好的。

  雯珊看着那一片片的皮疹，心里疑惑，于是偷偷翻看了他的手机，在被折叠的群聊里面发现了一个“HIV病友群”。她的男朋友甚至还在群里给人出主意，教他们怎么隐藏身份。

  那一刻，她全身止不住地发抖，立马前往医院检查。“我慌了，一个我爱了这么多年的人竟然撒了一个这么大的谎。”

  她为了他高中辍学，一起去了厂里打工。男朋友虽然看起来像社会人员，但是对她很好，平时嘘寒问暖，让她这个从离异家庭里出走的少女，第一次有被爱的感觉。

  初恋总是爱得模糊，因为爱他，她无条件信任他，没想到遭到了以生命为前提的背刺，从此戴上了一生的枷锁——吃一辈子的HIV治疗药物，但不确定能否活上一辈子。

  她确实想过死，但男朋友拉住了她，和她解释：只是太爱她了，不舍得她被别人抢走。忏悔、下跪、痛哭，让她心软得像初次见面。

  男朋友哭诉自己过得悲惨，几年前因为年少不更事，在一群社会青年里，被迫尝试了一些同性之间，他们称之为“很酷”的事情。

  从那之后，就感染上了。为了不被发现，他只能偷偷拿药、吃药，控制自己的病毒载量。他本身没什么身体症状，只是偶尔抵抗力差，会过敏和发烧，但每一次都能很好地隐瞒下来。

  因为雯珊也没有症状，而且他们每次同房时，都有安全防护，他侥幸地以为雯珊一直都是安全的，直到雯珊也正式确诊。

  想过死的雯珊退了一步，心软地妥协，决定这辈子将就和男朋友一起过了，“两个病友互相扶持，也好过自己孤独死去。”

  艳玲比雯珊决绝多了，在她发现了自己的丈夫喜欢做老头的干儿子之后，她毅然提了离婚。

  离婚那天，前夫向自己哭穷，她心里恨不得他赶紧死去，崩溃式地爆发了和他一起毁灭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念头。但冷静下来之后，念及旧情的她把身上仅有的一部手机当掉了，钱都给了他。

  “当时身上没有钱，家回不去，我只能在大街上像个乞丐一样晃荡，人生最惨也就是这样子了吧！”

  过了一个月，她查出了感染艾滋。孤身一人，还带着儿子，她只能不停地接受心理辅导，试图走出这巨大的人生阴霾。

  当时她还有前夫的支付宝账号，她在里面发现有一个女孩和丈夫关系紧密。“那个女孩子小我一岁，我让她赶紧去买试纸测一下，她测出来两条杠 （两条杠代表初测阳性，有感染可能） ，也算是帮她也捡回了一条命。”

  尽管受到了伤害，但艳玲和雯珊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拿对方没有很好的方法，也不知道怎么为自己洗清“罪名”，只能忍气吞声地沉默着。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在病毒可检测的状态下，一次无保护性行为，女性感染HIV的概率是万分之4。

  但身体健康，不能用概率来冒险。要么100%，要么0%。很不幸，她们是100%。

  “一旦感染，终生服药”——一辈子被贴上艾滋病人的标签，是每个艾滋感染者没办法摆脱的枷锁。

  在确诊之前，雯珊并不记得自己有明显的症状。 确诊之后，或许是心理作用，亦或是病毒开始发挥作用了，她 的身体慢慢的出现 不同程度的反应。

  她偶尔会发热，伴随头痛、手脚酸痛，有些时候上吐下泻，折腾一段时间后又恢复如初。

  三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对他们很好，接待他们如同接待普通病患，让她放下很多心理戒备。

  艳玲确诊之后，开始吃药的前三个月，身体各种排斥异常，“哪里都不舒服”。医生安慰她：没事的，是正常反应。三个月后，她的身体就习惯了小病小痛。

  她每天按时吃药，偶尔抵抗力差，也会感染感冒，导致发烧咳嗽、牙龈肿痛、尿血，但她都觉得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身上的钱攒多一点的时候，她会给自己买保肝的保健品，“我还把酒戒了，没事就去晒太阳，尝试让身体回到此前的正常状态。”

  很多人安慰她们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按时吃药，艾滋就是慢性病，跟正常人没区别。

  她们也确实从刚确诊的恐慌，到了解每种药的副作用后抗拒吃药，再到现在的慢慢释怀。

  艳玲无奈，“还能怎么样呢？有人说，直面过生死，才知道需要怎样活着。或许早点让我感悟生死，不是件坏事吧。”

  她从前是个很外向的人，有很多的朋友。确诊后，她把自己孤立了起来，报复性地清空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痕迹。

  “我把微信群和好友都删得差不多了，家里没用的东西也扔得差不多了，软件也注销得差不多了，世界就剩我和我儿子。”

  她也变得极其敏感，有些时候别人一个安慰的眼神，她便开始变得心烦气躁，以为对方发现了自己是一个该被可怜的感染者，是一个需要被远离的人。

  由于目前的医疗技术，仍旧没办法完全根治艾滋病，所以她们不时对自己的身世感到悲观，有一种不了解什么时候就死了的茫然。

  “之前有个患者问我，HIV何时能治愈，我和她说，等人进了小木盒就能痊愈了。”

  雯珊做好了这辈子和男友捆绑在一起的准备。艳玲则不再对爱情抱有希望，她唯一的找对象的途径，就是找一个同样的感染者，寻求一些精神上的慰藉。

  提起以后的生活，艳玲总结：“想要继续生活下去，只能尽快走出歧视的阴影”。

  “这个病压力最大的不是服药，而是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我的工作、婚姻、生活都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才是感染后对人最大的打击。”

  “难怪医生说，不要和任何人说自己患了HIV，因为可怕的不是任何不能治愈的病，而是人心。”

  后来，艳玲辞去了那份工作，带着孩子搬了家，在新家附近的超市当收银员，她仍然不敢和自己的父母说得了病这件事情。

  她不想再和前夫有任何瓜葛，也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最重要的是，她不想让这件事人尽皆知，这样她受到的歧视就会更大。

  她总结自己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自己的儿子健康地成长。她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别人笑话他有个艾滋妈妈，还要在适当的年龄对他进行性教育，让他别再走自己的后路。

  “在艾滋病患者的眼里，强调自尊自爱就能预防艾滋的潜台词，是不幸感染者都不洁身自好”，她终其一生只爱过一个男人，不愿意担下这样的罪名。

  根据深圳市卫健委的科普文章，艾滋病传播有三大途径：性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和血液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