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回购的大买家

  8月24日，《铭心绝品——两晋隋唐书法名迹展》在故宫保和殿西府开展，故宫以2200万元买下的《出师颂》被置于显著位置。同时展出的还有故宫的四件镇院之宝: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 《伯远帖》、唐冯承素摹《兰亭序》、王献之《中秋帖》。如果不算《出师颂》，其他四件法书也是第一次一起展出。而事实上，据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介绍，搬出另外4件墨宝的重要目的，也还是为了验证《出师颂》的“是非”与价值。“故宫都有些不敢买东西了，每次出手都会引来太多的非议。”单国强说。

  1993年6月，上海朵云轩敲响了第一下锤子，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1958年中断后重新再启动。10年来，拍卖市场已成为珍贵文物回国的重要渠道。

  与故宫展览同期举办的，还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的书画专场拍卖会预展。1400多件展品几乎占据了会堂的每一个角落。在几幅黄胄的作品前，记者找到穿着休闲布鞋、背带休闲裤的总经理易苏昊，“1984年成立国家鉴定委员会，60个专家平均岁数67岁，他们是鉴定国宝的国宝。专家研究后还要让社会讨论，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易苏昊曾担任过历史博物馆征集部主任，对于《出师颂》引发的争议，易情绪很激动地提出了四个问题:“文物回流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博物馆能不能买东西？价格市场化对不对？出现分歧该如何处理？”

  “《出师颂》没有作者落款，属无款作品。按照书画鉴定的原则，无款作品就是鉴别年代，即‘明是非’。前人所定时代对，即‘是’，定错了，即‘非’，重新确定一个较准确的年代就是了，无所谓‘真伪’问题。”站在《出师颂》前，单国强有些激动地对记者说，“判定真伪，主要是对‘有款’作品而言;而对无款的《出师颂》大谈是真是假，是否伪作、赝品，实在是缺少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

  单国强强调，故宫从来就没认定这件《出师颂》是索靖写的，但能够确认的是隋朝的书法真迹，故宫没有看走眼，“隋朝30多年时间，没有流传下来书法真迹，而《出师颂》是至今发现的惟一名家墨迹;而且又是从故宫流出的，故宫能不收回吗？”

  在展厅里，故宫还同时展览了一组鉴定《出师颂》的照片。“鉴定小组一共6个人:傅熹年、徐邦达、朱家 、启功、杨新和我。”单国强介绍说，“前四位都是书画权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杨新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6月19日上午10点～12点，鉴定小组在故宫第一次看到了《出师颂》，“当时没有发表意见，嘉德公司的人走了后，我们一个一个谈了看法。徐邦达先生第一个说，这是一件隋人作品，而且是流传有序的，宋朝米友仁的‘跋’中的字也是对的。傅熹年和我都谈到‘引首’明显是明朝配的;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件墨迹最早可以追到隋朝，流传有序，书法艺术价值高，确是名家所写，认为是索靖的作品只是后人推测，不用管它。我随后将意见整理出来，几位专家都在上面签了字。”

  指着玻璃后面的《出师颂》，单国强讲了认定“是非”的主要四点证据:第一，宋朝书法家米友仁的题跋:“右出师颂隋贤书。”米友仁的书法风格尤其偏长、右斜、求险，与故宫的所藏的《行书动止持服帖册页》相比较，相同的“右”、“日”诸字的笔势、结构甚为接近，“友仁”的署款尤为一致，题跋应属真迹无疑。米书既真，其鉴定为“隋贤书”就有相当可信性。第二，书卷上的印章最早的是太平公主的四字梵文印，这四个字是造出来的，不同于现在的梵文或西藏文;唐朝中书侍郎王涯的印“永存珍秘”也在;同时还存在两枚唐顺宗的儿子李约的印——“约”字印和“邵约之印”，更重要的是，这几枚唐朝印章都是“水蜜印”，宋朝以后才广泛使用“油印”;可证墨迹应是唐朝以前。第三，《出师颂》的书法风格为章草体，这种字体在西汉时出现，至东汉趋于纯熟，西晋时代章草已开始向今草演化，是隶书向草书的一种过渡字体，从书风看，《出师颂》的章草不会属于隋代以后。第四，《出师颂》用的是麻纸，麻纸出现于隋唐时代，纤维很粗，到宋朝才出现比较光洁的皮纸。

  对于《出师颂》的非议，单国强说，一般认为“引首”是假的，“我们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引首’这种形式本是明朝以后才有的，描龙花的龙是五爪龙也是明朝才有的，花押‘伍’，据押定为宋高宗书，但我们专门找出宋高宗写给岳飞的‘敕’对照，发现这个‘伍’是不对的。我们明确地认为，这个引首是在明朝时加上的。古字画流传已久，期间拆装、重裱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普遍，使得原作真伪杂糅。但我们认定《出师颂》是隋朝的真迹已经是很保守的判断了，它填补了书法文物的空白。”

  就价格而言，故宫也没有觉得自身当了冤大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外国人以2500万元买走，米芾的《研山铭》以2999万元成交，那么比他们还要早的《出师颂》化2200万元收购，怎么说是高了呢？”单国强说。

  《出师颂》被溥仪带出宫后流落民间辗转60多年，是众多“东北货”中的一件，当年大量的文物曾在长春街头以麻袋论价。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长王家新评论说:“它是宫廷流出去的文物，故宫收藏更恰如其分、理所应当，能与其他馆藏作品成系统。与上博、辽博收藏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近代史上中国文物外流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一次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洗劫，“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另一次则始自1922年溥仪出宫，将一千多件书法精品运出去，这批文物在北京、天津、长春等地时间长达22年，途中不时变卖，剩余文物存于长春“小白楼”，此中精品又为“伪满洲国”士兵哄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授林树中曾专门调查中国流失海外的名画，据他统计，有记录可查的海外名画有2.3万件:包括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唐张萱的《捣练图》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藏于纽约明德堂;南宋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和马远《寒江独钓图》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我国最早的年画南宋《四美人图》藏于俄罗斯东乡博物馆……

  “英法有多少圆明园文物？调查难度很大。”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说，“八国联军抢走的更多，有些后来不注意了，比如俄国人抢走的一尊木雕佛像，是六国时代从新疆请过来的，宋朝到开封，金代到北京。北宋初年，日本有个和尚仿做了一尊，到明治维新时共仿了一二百个。清代也做了复制品，但真东西被俄国人弄走了，之后没了下落。后来，日本人在蒙古乌兰木德的一个寺庙里发现了，有很大的可能是俄国人当时遗弃在那里。日俄战争中，还有一个重要文物，旅顺的开元石刻，是唐朝留下的，流失了，也没再提了。抗战后期有人在日本皇宫里看到过。战争中被抢去的文物，必须拿回来。敦煌文书、永乐大典，这些国宝必须先了解地清清楚楚了，抢救时才能说清楚，也就必须有这个机构长期搞，收集材料、访问。”

  “抢救流失文物是老问题。”谢辰生说，“‘文革’前，周恩来就曾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抢购文物小组’，通过香港一名在圈内很熟的文物收藏家徐伯郊中间疏通信息，一经发现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是不惜代价的。像买回二王的《中秋帖》，中央拨款48万元，这在当时是天价。”

  单国强196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来到故宫工作，他和记者说:“解放以后故宫得到捐献文物相当多。文革以前我们还做了大量的文物征集工作，很多老先生知道谁家有好东西，就直接找上门，动员做工作。有很多私人收藏的文物回送到故宫来，我们正真看到好的也会买下来;此外国家拨款海外收购也是一部分。改革开放后，很多抄家得到的‘文物’做了返还，我们会做工作动员藏家卖给国家，捐献的比例就变得很小，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文物的价值。”

  谢辰生认为，文物回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掠夺的文物，如龙门、云冈石窟被盗掘的文物，应该无偿追回，“我们应该联合有相同遭遇的国家，造成世界舆论，把这些文物堂而皇之地要回来。另一种是‘流散文物’如书画、雕刻艺术品，流入到一些国外私人收藏者手中，还是要拿钱往回买”。

  1993年6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举办了一场中国书画拍卖会，153件拍品，拍出了111件，其中一幅张大千的《晚山看云》拍得130万港元。更重要的是，中断了35年的拍卖业重获新生。而在这10年来，拍卖市场日益成为珍贵文物回国的重要渠道。

  “此前我们错过了很多机会，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专家鉴定组织，买一个东西往往会有很多争论。”谢辰生回忆说，“侨居美国的王季迁先生手中有很多书画藏品，如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最先我们想拿青海出土的彩陶交换，开始他要一两件;后来彩陶出土多了，跌价了，他就不干了。其实开始多给一点就能到手，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后来拿故宫藏官窑瓷换，像青花盘、桶瓷，虽价钱不低，但也抵不过画。他要求拿古月轩，拿粉彩换。其实拿钱买也可以，他出价100万美元。像宋徽宗的画、《研山铭》这样的精品，价格只会涨不会落，而且晚买不如早买，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私人手里的文物只能拿钱买，否则别人又伸手了。”

  “1995年，翰海拍卖公司在北京推出的北宋张先《十咏图》，以1800万元人民币成交（约合239万元美元），被故宫博物院买下，打破6年前1989年佳士得拍卖公司在纽约创造的元代《元人秋猎图》187万元美元的纪录。”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张跃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2年春季，中国嘉德公司推出的宋徽宗赵佶《写生珍禽图》，以2500万元人民币（约合306万元美元）成交，又打破7年前张先《十咏图》纪录。2002年秋季，中贸圣佳公司推出的米芾《研山铭》以2999万元人民币成交，又打破了《写生珍禽图》的纪录，出现一年两次更新中国书画拍卖价格世界纪录的情况。”

  一般拍卖公司拿到珍贵文物后，都会先请国内文物权威看，“这有两个目的，一是请专家做鉴定;第二个就是问我们，故宫要不要，通过我们向院领导传达信息”。单国强说。在回购文物的路径中，拍卖公司的作用很重要，“1994、1995年的时候，中国批准了6家拍卖公司，中贸圣佳被规定只能做海外文物的征集。”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说，“从现在来看，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促使我们最早进入国际市场。刚开始，我们选定香港地区作为基地，触角逐渐向外伸，扩展到了东南亚各个地区。目前我们拍卖的东西中，海外回流的往往占到拍品数量的70%～80%，少的时候也占到50%以上。”

  单国强认为，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上出手并不多，但一出手就是大手笔: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以及这一次2200万元的《出师颂》。

  文物品市场在买卖双方的合力下诸家走强。“国内市场这些年逐渐壮大，我们的书画专场拍卖拍品一般在800幅左右。”易苏昊介绍说，“从海外回流的东西慢慢的变多，好东西慢慢的变多，价格在一直增长，几年前卖3万元的一些东西，现在可以卖到15万元。其实，就世界银行的统计，过去的100年中，文物年增值达到29%，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尽管如此，中国这几年文物价格增长的幅度之大，速度之猛，连我都弄不懂了。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市场需求量开始上涨，越来越要好东西，过去，在香港拍卖市场，收藏家是内地、香港、台湾各占1/3，而现在内地买家占50%以上，买家的这种潜力是绝对不容忽视。”

  “我们选择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原先从清宫流出来的，我们有责任收回，如《出师颂》和沈周的画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第二，流传有序的著名作品，如张先和石涛的画。”单国强说，“目前每次拍卖会都有一些清宫宫廷画家的画，故宫本身也有很多收藏，就不会再买;乾隆皇帝的字画很多，我们也不会再买，我们想买更早一些的。”据单国强介绍，故宫每年回购文物的经费有200～300万元，“不知道市场会出现什么，把钱拿出来准备着，但往往好的东西买一件都不够。”

  从某种意义说，在拍卖时市场淘金就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过程，“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就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我们也没有买。前些天拍卖市场上的康熙玉玺，是从圆明园流出，从法国流回，开价600多万元，我们也没有买，因为康熙玉玺在故宫还有很多珍藏。我们想用有限的钱买到更早、更能填补空白的文物。”购买《出师颂》的费用经过审批，动用了故宫的门票收入。最令单国强感到遗憾的是放过了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宋徽宗的画本来极少，出来一件不容易，故宫、首博、上博都想竟拍，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当时对这幅画的真假还有一些争论，我们一犹豫，国外买家就拿下了。对古画认定的分歧是很正常的，毕竟年代久远，可以对照的文字实物都很少。我们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拿下再说。后来听说《写生珍禽图》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都不可能再出来了。”

  而另一方面，文物回购的过程则充满了风险。作为基本行规，拍卖行并不对交易的文物保真，买家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真的东西慢慢的变少，香港地区几乎找不着了，也就是日本还有一些。去年我自己就飞了80多趟，去日本4趟，看了100多件东西，没一件是真的。”易苏昊说，“有时候我们是带着东西回来，有时候是带着资料回来，找相关专家鉴定。走眼的时候是有的，回来之后专家一句话，假的，等于我们所有的工夫都白费了。”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当年安排5000万元。去年国家文物局动用2999万专款买回了宋代米芾的《研山铭》。对于每年5000万经费的使用方法，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长王家新在8月22日故宫举办的研讨会说:“我们将坚持几条原则:1.一定要经过权威鉴定，确保线.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评估体系，做到物有所值。3.尽量不在拍卖会上买东西。国家文物局、故宫应该充分的利用各方面关系，寻访线索，鼓励捐赠，少花钱买大东西，四两拨千斤。4.征集重要的、值得国家收藏的文物，或国家馆藏缺门断档的东西，鼓励小件由民间、企业收藏。5.重点征集海外回流的文物。这笔资金来之不易，我们肯定努力把工作做好，管好用好有限的征集经费，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目前，国家文物单位从拍卖市场购得的文物，基本采用的是定向拍卖的方式。所谓定向拍卖，也就是国家具有优先购买权，买家只有一个——国家。

  “前年，我们拍过唐代的一件草书，结果却出乎意料地流拍，但因为这次拍卖是定向的，只有国家的文物单位才有资格竞拍。”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张跃进和记者说，“问题集中在《拍卖法》与新近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之间的衔接问题，如果官方频频出手‘抢救’文物，那么文物拍卖市场将难以为继。因为按照《拍卖法》，拍卖公司有义务对委托方一切资料保密，官方没有权力得到这些资料，更不要说像这次拍卖《研山铭》一样，说服委托人实施只有一个买家的‘定向拍卖’。如果委托方、拍卖中介、官方不能达成最后一致，那么文物可能会再次回到海外或民间。但如果三方达成一致，又违反了商业拍卖公开、透明的交易原则，衍生出很多说不清的东西。《研山铭》的成交价格，虽然欧洲、美洲的博物馆前来参加了拍卖会，但是，因为他们不能参加竞买，所以不能算国际价格，中国大陆、海外的企业、博物馆、收藏家参加了拍卖会，但是也不能参加竞买，也不能算国内价格。只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定的中国文物信息中心一家竞买，只能算是‘内部价格’，距其实际价值应该相差很远。当然，《研山铭》的拍卖只是一个超越拍卖法则的个案，这是在物主和拍卖公司心甘情愿的条件下形成的。”

  易苏昊介绍说，在国内市场的买家中，大致有博物馆、企业、个人几种主体，但国家和博物馆买的是九牛一毛，“在国家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发挥民间资金回购文物。”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曾写文章说，“现在全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还不到2000万件，而且大多数是历代先人保留下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院50年来增加了30多万件，其中不少是民间收藏的。这就说明，文物收藏保存不能光靠国家操作，民间收藏者的触角是无所不至的，其力量也是无穷尽的。”

  “70年代，北京文物公司开了外柜，开始有了文物的市场交易，但主要是针对外国人。以乾隆60年为界，超年限的不能卖。那时，国内的收藏者主要是一些老干部，还有极个别的爱好者。到80年代初开始有了内柜，当时在琉璃厂韵古斋的二楼，最早的一批收藏者开始加入进来，内宾价格比外宾要便宜许多，需求略微有了增长。1987年内柜搬到了虹光阁，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开始对社会公开开放。这样一直到1992年，在长城饭店进行了第一次拍卖会，其实是针对外国人，中国人买也必须用外汇。从90年代中期后，私人文物收藏进入快行道，2000年后更是迅猛发展，藏家呈几何级数上涨，拍卖会上的新面孔慢慢的变多，价格攀升的速度也是快得惊人。”收藏家、观复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私人收藏具有相当古老的历史，但我们的祖国以前的文物法对私人收藏持批评、遏止的态度，去年10月才实行的新文物法虽然放宽了许多，但在很多人看来，国家对私人收藏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所以好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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