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网都在笑我们家子涵

  高校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武汉大学有18个叫子涵的新生，东北师范大学也有12个。这一个名字的年龄跨度很大，现在小学生里叫的子涵也不少，一个班里还会出现不同的子涵、紫涵和梓涵，真是一声“子涵”三回头。

  正是这样一个颇能反映时代风格的名字，近期出没于各类视频，看上去甚至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个梗来源于一张网传图：一位“子涵妈妈”在群里说他们家的孩子子涵被蚊子咬了。随后“子涵妈妈”在群里对老师兴师问罪：“老师，我家子涵为什么被蚊子咬，幼儿园就这样看孩子的吗？”

  这对话可谓相当逆天。除了“子涵妈妈”对幼儿园老师的刻薄质问外，还有“梓涵妈妈”、“紫涵妈妈”也在家长群中发言。

  整个聊天截图透露着小题大做的荒谬感，言辞激烈、莫名其妙的质问，着实令人窒息。

  看似是荒诞的段子，实则是荒唐的现实，这些家长们，也许受过良好教育，但内心却受情绪左右，不能容忍任何细节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和安排，试图去纠正一切，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这不仅让学校老师们苦不堪言，细思这种过度保护主义，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也可能是有害无益。

  只要自己的孩子受了一丁点委屈，就要找人算账，这些家长的种种行为举动，近期演变成一种网络流行梗。网友根据“发疯文学”（一种抓狂的、胡言乱语的情绪发泄方式），创造了“家长文学”这个说法，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会化媒体跟风玩梗。“子涵妈妈”事件一出，各式妖魔鬼怪的评论接踵而来：“老师我家子涵为什么坐在最后面”“老师我家子涵以后不参加这个活动了”“为什么我家子涵拍照只有半张脸”等等。

  比如，有家长在照片里没看见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没有站在C位，就怀疑他是不是被欺负了。就连孩子在学校水喝少了，家长也会训斥老师不负责任，没有及时提醒孩子喝水。这都是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案例。

  早在今年4月，一位家长在某论坛发帖，称发现孩子学校周边的小卖部售卖大量垃圾零食，认为对学生健康不利。于是他找到老板软硬兼施，限制货架上“不健康”的零食，还暗示自己认识工商局工作的人。

  整个帖子言语间充满了正义和自豪感，他认为这样做才能够保护自己孩子和其他孩子的健康和利益。

  今年8月，又有一个很离谱的热搜——一位家长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孩子买回来的一款韩式泡泡雪糕包装形似“避孕套”，质疑这种包装和雪糕的吃法会误导孩子。厂家只能紧急出来回应，“专利产品，已经生产销售20年”。

  这种过度的“爱子之心”，为家长的过度干涉提供了太多借口，最终只将自身的浅薄与虚弱表露无遗。

  这一代的家长跟上一代完全不同了，他们物质条件相对优越，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如果说上一代家长的要求仅仅是“听老师话”和“好好学习”，那这一代家长，显然对孩子有着全面的关注，对自己和学校也更为苛刻。

  比如二十年前，许多父母会在前一天晚上给孩子留下第二天的早餐钱，让他自己早起去路边买几个包子，叮嘱别迟到就行。但现在的父母，早餐亲力亲为，亲自搭配营养，且车接车送的不在少数。就算做得稍微粗糙一些的早餐，发到社交平台上，他们也会感到不好意思，怕显现出不负责任的形象。

  孩子在他们眼里，如陶瓷般易碎，而外界到处都是危险，草木皆兵。今天的父母对孩子日常生活的规划和监控，已经超乎了许多人的想象。他们过于强调孩子的“脆弱性”，甚至把个人的、家庭的标准凌驾于学校或他人之上，以完成对孩子的全方位保护。

  如今，中国家长有多焦虑？2019年，艾瑞咨询曾做过一份成长焦虑白皮书，91.5%的中国父母为孩子成长各方面的问题感到焦虑。中青报的一份调查显示，67.0%的受访的人将焦虑归因于攀比心理重，64.1%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家长对孩子要求太高。

  目前没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的有关数据，但叠加疫情对孩子学习、健康造成的影响，情况会有所好转还是持续恶化，想必也不言而喻。

  家长文学，是网友模仿家长发言的一种“发疯文学”，将指责老师、骂老师等情绪化表达运用到其他场景中。这一现象正是源自某些孩子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常常因为一些琐事而责骂老师。

  记者采访了多位小学老师，他们都表示，每个老师大概率都会遇上熊家长，但凡发现半点不如意之事，他们就举报、投诉老师。

  一位名叫徐宜的某公立小学老师对记者表示：“学校之前举行拔河比赛，我们班的一个孩子上场了，可能突然运动量大了些，第二天他感觉身上有点酸痛。因为这个事情，家长就跑到学校来找我，要求学校对孩子进行赔偿，还得帮孩子买药。”

  她在学校工作了八年，这种事见怪不怪了，“学生在学校有任意的毛病都是老师的过错吗？有些家长甚至没搞清楚事情，就会将自己的不满发到群里，指责老师。有时候正常教育行为，也会被看作是对孩子的虐待，太伤害老师的责任心了。”

  另一位叫李静静的老师体会也很深。她向记者讲到，在她一年级的班上，有一个小孩子跟同学打闹磕到了一点皮。他是来自离异家庭，平常跟爸爸一起生活，妈妈从来没关心过他，也从来就没跟学校联系过，甚至没有在班级群里面，直到那次磕碰后，马上就来联系赔偿。

  这位家长甚至还发信息威胁老师：“要是下次我小孩也这样推那个小孩的话，就不好说了。”

  在成为老师之前，李静静觉得，跟孩子打交道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孩子很单纯，工作环境也简单，“但我没有想到，现在当老师的感觉就像在做服务员。而且现在的趋势是老师越来越不敢管孩子，鼓励为主，批评是一定不可以重的，更不要说抄书罚站那些。”

  每位家长都希望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上心，获得最细致的照顾，但在一个集体环境中，老师的注意力注定是有限的。

  前段时间，“课间十分钟”消失的话题引起热议。一些学校规定孩子课间十分钟不允许去户外活动。

  学校对“课间十分钟”最大的顾虑是什么？是对学生安全问题的担忧。作为责任承担方，学校索性转头把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刀切地解决。

  有老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假如慢慢的出现安全问题，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并且处理安全纠纷问题的话，相对分散我们的教育教学精力，也给学校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课间圈养”引发了许多家长的不满，“一刀切”固然不对，但若只看学校的粗暴，而忽视背后更复杂的成因，也许并不能处理问题。这次可以是课间十分钟，下次可能是午间休息。

  在鼓励学校转变理念的同时，也需要增强家校沟通，二者共同来探讨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为孩子做得更多，而不能束缚正常的教育环境。

  教育问题，随时能聚集起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如今，人人都以“家长文学”化身熊家长胡言乱语，让人啼笑皆非，但道尽了老师辛酸的同时，同样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这种“过度保护主义”给整个教育带来的危害。

  2014-2015年间，美国校园里兴起一股运动，旨在清除那些可能会导致不适或冒犯的词汇、观点和话题，这还是大学生们自行发起的。2014年12月，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珍妮·苏克在《纽约客》撰文称，法律系的学生们，要求她的哈佛同事不要教授法，甚至不要提“违反法律”这个词，免得给学生们造成困扰。

  这股怪异的风潮，引起了两位教育和社会心理学专家——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的注意，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美国，这种思潮滥觞于过度的保护主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自由自在 ”的童年生活，就已经变得不再常见，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放学后也不会再尽情玩耍，或者骑着自行车到处晃荡，自然，也无法在一些摩擦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被绑架儿童的故事，频繁地出现在新闻中，1984年，这些儿童形象，慢慢的出现在牛奶包装盒上。为此，许多父母拉紧缰绳，更努力地保护孩子的安全。校园安全政策也随之跟进，操场上，有几率存在危险的游戏设施被拆除，学生午餐中禁止使用花生酱。

  1980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被一致的信号所包围：生活是危险的，但成年人会尽其所能保护你不受伤害。

  家住纽约市的莉诺·斯科纳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新闻媒体报道她让9岁的小儿子独自乘坐地铁的事情后，“美国最糟糕的妈妈”这一绰号，就落在了她的头上，她受到了全民的讨伐，甚至面临着因危害儿童罪而受到逮捕的威胁。

  英文网络上，还出现一个词汇——“直升机父母”，形容家长们每分每秒都悬在孩子头顶，督促他们在学业和音乐上慢慢的提升。斯科纳兹记录的案例中，就有这样一位典型的“直升机妈妈”：不允许孩子骑自行车（“她怕我会跌倒受伤”），不许他自己用餐刀切碎盘中肉食（“妈妈认为我肯定会切到手指头”），更不许参加滑冰之类的“粗野运动”。

  前文提到的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在他们出版的《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一书中，就深刻地揭示了当下学生脆弱心态的根源，在于成长过程中，全社会对孩子们的过度保护，家长、社区和学校，都难脱干系。他们也谈到了这种保护主义的危害，它会彻底破坏学生的思考方式，使学生无法很好地适应职业生活。因为职业生活本质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我们注定要跟思想错误的，或者令人不愉快的人和观念打交道。

  近些年来，美国校内校外年轻人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都在一直上升。虽然精神疾病跟自我、家庭和社会多种因素息息相关，但保护主义带来的脆弱心态，或多或少也起到了催化作用。

  网络玩梗，固然有很多无意义的跟风，但客观上，“发疯”玩梗本身，也把许多人未曾察觉的一面暴露在公众面前，并试图把这种看上去具有破坏性的行为，转变成一种建设性行为——让这些家长看清现实，想到自己是多么荒诞，从而回归理性，尊重客观事实。

  在信息泛化时代，孩子们也会随时受到互联网的影响——这也是教育的另一部分。信息、观念以及情绪都是会传染的，网络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关于自身成长的环境，应对家长与学校的问题。

  那位“全美最糟糕母亲”的建议，是值得一听的：“孩子们需要根基和翅膀。如果说父母给了他们根基，那么，就让我来给他们翅膀吧。